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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15日到4月20日，我参加了参加延边大学2019年基层党组织书记和党务干部培训班，在延安兰德培训中心接受了一次比较系统的关于延安精神和党建知识的培训，参观了凤凰山党中央革命旧址、抗大纪念馆、杨家岭七大旧址、枣园、延安革命纪念馆、王家坪、延安鲁艺、延安新闻纪念馆和新时代的领袖习近平总书记曾插队的梁家河，还参观了延安大学路遥纪念馆和延安大学校史馆，并同延安大学的领导们进行了交谈。我在这次培训过程中，受到了印象极为深刻的精神洗礼，找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在思想认识上得到了极大地提高。
延安这块面积3.7万平方公里（和我们延边的面积4.2万平方公里接近）的贫瘠之地，在1935年到1948年这段时间里，成为了中共中央的所在地，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成为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成为了新民主主义的模范试验区，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指导中心和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总后方。在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民族文化和精神，形成了有抗大精神、整风精神、延安县同志的精神、白求恩精神、张思德精神和延安劳模精神所组成的延安精神。历史选择了延安，延安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的辉煌。延安逐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才圣地、文化圣地和精神圣地。随着对历史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和革命圣地了解的加深，我对什么是延安精神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
回顾历史，无论是左倾还是右倾的共产党领导人，谁不是怀揣着共产主义理想，为了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他们一次次的尝试，那些革命实践之所以没有能够取得成功，就是因为这些党的领导人所倡导的马列主义没有能够接地气地中国化，没有能够符合中国的国情，没有能够找到中国革命正确的方向、路径和实现这些方向和目标的正确方法。也充分反映了无论是创立之初的中国共产党，还是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党的领导人的不成熟。即使在到达延安的早期阶段，毛泽东同志依旧不断遭受打击和排挤，甚至老百姓也曾经诅咒他“遭雷劈”。在延安的这十三年，中国共产党人得以认真的总结和反省自己所走过的道路，在这里，中国共产党从不成熟，逐步走向成熟，开始进行对以往革命实践的反思和总结，转而进行了系统的自我建设，有计划、有步骤、系统地进行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从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所做出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直到党的七大召开，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作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确立了毛泽东同志的领袖地位，完成了自身的组织架构，实现了党的意志的高度集中统一，中国革命才开始有了重大转机。毛泽东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才有了两位农民由衷地创作出的“东方红”和“咱们的领袖毛泽东”表达了陕北农民大众的心声。毛泽东思想作为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具有革命性、民族性、时代性和群众性，取得了全党高度的认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使得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合法化，从而在一段时间里没有受到战争的威胁和影响，得以全面地演练了执政的路径和方法。中国工农红军从不到3万人的叫花子般的羸弱之师，得以修整，发展壮大。
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时间相结合，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由弱变强，转败为胜的丰富经验，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提出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个主要法宝，领导了延安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传统，培养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培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这一时期，大批进步青年，从四面八方，冲破重重阻力，奔赴延安，这是何等的吸引力和向心力！就在那艰苦卓绝的岁月里，延安鲁艺汇聚了众多璀璨的文学、绘画、音乐等诸多领域的杰出人物。冼星海、郑律成、丁玲、华君武等不一而足。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所表现出的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严于律己，对子女，对身边工作人员的率先垂范，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在这支队伍里，有张思德这样的为人民服务的典范，也有白求恩、杨林、武亭这样的国际主义战士。在为生存而进行的生产自救的大生产运动中，上至党的领袖，军队的总司令，下至普通战士，普通农民。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了众多劳动模范，有为了伤员的尽早康复，下到冰冷河水中捉鱼而致残的普通战士，甚至还有七岁的孩童。毛泽东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期间的作为，得到中外知名人士的高度赞誉。当年，美国的新闻记者斯诺所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就如实地记载和反映了那个时期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的生活和工作状况。当被毛泽东誉为“华侨领袖，民族光辉”的爱国华侨陈嘉庚当年访问国统区和延安时，耳闻目睹，让他发出“一党之领袖，其艰苦朴素有如此者，令人敬佩”的赞叹，得出了“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
延安的艰苦环境中，走出了无数优秀的共产党人，他们脚踏实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曾在延川县梁家河村插队落户的新时代里新一代的领袖习近平也是其中之一。这个曾被乡亲们成为“好后生”的年轻人，在插队落户期间，为乡亲们打水井，修沼气池，建铁艺社...延安精神在新一代领袖的成长过程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我们延边大学拥有着延安的红色基因，在传承和发扬延安精神的伟大实践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的首任校长朱德海同志，当年就曾任八路军三五九旅八团特务连指导员和八团供给处指导员。1941年他就在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海外研究班学习，并参加整风运动。1943年他参加过延安朝鲜革命军政学校的筹建工作，曾任延安朝鲜革命军政大学校党委委员、总务处长。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随革命军政学校开赴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义勇军第三支队政委。延边大学医学院的前身正是位于龙井的东北军政大学吉林分校医学院（时任院长王斌，曾任红一军团医院医生；中央军委卫生学校教育主任；中央军委卫生学校校长兼保健医生；陕北延安卫生学校校长；中央军委卫生部副部长兼中国医科大学校长。我军正规医学院校教育创始人之一，新中国卫生事业的优秀领导者和主要创始人之一）。我所在的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教研室的鼻祖-延边大学的首任医学部学部长、医学博士卢基舜教授，当年就曾任东北军政大学吉林分校医学院副院长。郑逵昌教授也曾在此任教，崔秀汉（曾任兴山中国医科大学教务主任；东北军政大学吉林分校医学院教务主任；中国医大药理学系主任；延边大学医疗系代主任、主任；延边医学院院长），姜顺求，郑炳镇等也是从东北军政大学吉林分校医学院前往兴山后的中国医科大学转来（兴山中国医科大学21期）。延边又是一个革命老根据地，拥有着许多抗联战斗过的遗址。如何充分研究、挖掘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使之成为红色旅游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更好地为延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服务，也是摆在我们延边大学面前的重大课题。
我们学习延安精神，就是要不忘共产党人的初心。在新时代里，在建设“双一流”的实践中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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